这三个层面的“正名”具有共同的基础，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名实关系的深入分析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古人眼中的“名”包含了语言文字的全体。《说文》：“名，自命也。”《春秋繁露》：“名者，所以别物也。”“名”以声音为形式、用以区分表达客观事物，指的是语言。除此之外，“名”亦指文字。《论语》“必也正名乎”郑注：“正名谓正书字也。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。孔子见时教不行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。”宋代之前的学者多从此说，“何晏《集解》虽行之已久，而郑注《论语》唐初岿然犹存。江式、魏收、皇侃、李铉、刘炫、李百药、魏征、陆德明、贾公彦皆知尊信郑注。”[2]古人对“名”的界定并不区分语言、文字，正名也就涵盖了汉语汉字的全部世界。正名是一个循名责实的过程，无论政治哲学、逻辑学还是语言哲学，都基于对“名”的理解与阐释，探寻着“名”的意义理据与解释方式。就语言文字而言，“名”的理据涉及语言的音义关系和文字的形义关系，当正名思想影响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语文解释时，也便形成了中国训诂学最具特色的两种训诂体式——声训与形训。
声训旨在说解音义关系，形训旨在说解形义关系，二者的滥觞皆与正名密不可分，可以一直上溯到孔子那里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！”从思想上看，孔子用“正道”之义来为政治正名。从语言文字上看，“政”与“正”是典型的同源词，“政”更是“正”的分化字，孔子对“政”的释义兼具了声训、形训的双重内涵，这是正名思想推动先秦训诂滥觞的显证。正如胡适所说：
孔子的“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”一句话，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。故《公羊》《谷梁》，都含有字典气味。董仲舒的书更多声音通假的诂训（如“名”训“鸣以出命”，民训瞑，性训生之类），也有从字形上着想的训诂（如说王字为三画而连其中，《说文解字》引之）。大概孔子的正名说，无形之中，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。[3]
孔子的“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”一句话，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。故《公羊》《谷梁》，都含有字典气味。董仲舒的书更多声音通假的诂训（如“名”训“鸣以出命”，民训瞑，性训生之类），也有从字形上着想的训诂（如说王字为三画而连其中，《说文解字》引之）。大概孔子的正名说，无形之中，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。[3]
关于正名与中国训诂学的滥觞，我们从两方面加以理解。在学理层面上，训诂学有三种基本训释方式——义训、声训、形训。义训解释词义，声训通过阐发词源来解释词义，形训通过解释字意来说解词义。就文献解释而言，义训的方式是足够的。之所以会出现探求名实、发掘理据的声训与形训，恰恰体现出正名对中国训诂学的推动与影响。在事实层面上，早期声训、形训多源自主张正名的先秦诸子。一方面，先秦诸子承袭了孔子以来的声训之法，“孟子凡言古人制度文章，往往自为训诂。以声阐义，遂为汉儒说经家法。”[4]《孟子》中对“巡狩”、“畜君”、“庠校”等词语的训释都是典型的声训；荀子对“友、礼、生、君”等词的训释亦为声训，为《春秋繁露》《白虎通》等著作所取。在《系辞》《序卦》《说卦》等文献中，亦常见声训之运用。一方面，先秦文献中已有形训之滥觞，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夫文，止戈为武。”《宣公十五年》：“故文，反正为乏。”《昭公元年》：“于文，皿虫为蛊。”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古者仓颉之作书也，自环者谓之厶，背厶谓之公。”这些字说皆为《说文》所取，影响着后代形训的发展。
从先秦到两汉，随着中国训诂学的产生与不断发展，声训与形训也蔚为大观，它们超出了今古文经学的封畛，成为普遍使用的训诂方式。据学者统计，《史记》用声训60例，《白虎通》用声训363次，《毛传》用声训525次，《郑笺》用声训411次，《礼记》郑注用声训607次，《释名》用声训1335次，《孟子章句》用声训81次，《楚辞章句》用声训1013例，《说文》用声训882例[5]，足见其广泛运用。不仅数量增加，声训的解释范围亦不断拓展，从政教义理延伸到天地山川、言语饮食、衣服宫室、典籍器物等诸多层面。刘熙在《释名序》中说：“名之于实，各有义类。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，故撰天时、阴阳、四时、邦国、都鄙、车服、丧纪，下及民庶应用之器，论叙指归。”两汉声训集大成之作《释名》的出现，充分体现出在正名思想的推动下，声训的普遍化倾向。至于形训，两汉今文字说大率亡佚，但从“孝平时，征礼等百余人，令说文字未央廷中”的史事中，从《说文》对两汉“通人说”的广泛征引中，从许慎对“诸生竞说字解经谊”的慨叹中，都不难看出汉人字说之盛。至于古文经学，一部《说文》足以反映其形训成果的丰富了。
“汉代学者，本有二途：一主形训，许氏《说文解字》是也；一主声训，郑氏群经注谊是也。”[6]从两汉开始，声训与形训的大量使用成为中国训诂学的重要风貌，奠定了训诂的两大体式，由此形成了因声求义、以形索义的基本方法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究其实质，这一历史脉络的内在推动力，正是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。
二、正名与义理：中国训诂学的经学化倾向
正名思想推动着先秦两汉训诂的滥觞与发展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开启了中国训诂学的经学化倾向。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文化集权，在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正名聚焦在经学领域，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训释说解，阐释儒家经典中思想、史实、礼制、名物的命名理据。“名者，大理之首章也”，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充分强调正名的经学意义，进而用声训阐释“王”“民”等词的义理内涵：“王者，皇也；王者，方也；王者，匡也；王者，黄也；王者，往也。”“民之为言，固犹瞑也。”王的名号包含“五科”，将一个词解释为五个来源，体现出十分浓厚的义理阐释倾向。作为今文经学巨擘，董仲舒奠定了两汉正名思想与经学、小学结合的整体方向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两汉训诂——特别是今文经学的训诂，具有了鲜明的经学化倾向，沾染上浓厚的秦汉思想的历史特点。从董仲舒开始，以“天人感应”为核心的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官方哲学，弥漫在两汉全部的思想领域之中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正名与训诂又怎能脱离天道的秩序呢？董仲舒说：“是非之正，取之逆顺，逆顺之正，取之名号，名号之正，取之天地，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。”又说：“事各顺于名，名各顺于天，天人之际，合而为一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）当正名与天道相结合，训诂学与经学义理的阐释也就彻底结合起来了。
训诂是对语言事实的解释，在此基础上阐发义理，而一旦义理的诉求过于强烈，让训诂成为经学说解的手段，就会导致语言事实与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，从而形成了两汉训诂独特的历史面貌——义理形训与义理声训。前者指违背汉字的字源与字理、基于隶书形体来说解字义、阐发思想的形训，以纬书中的今文字说为代表；后者指不完全符合词源规律、主要利用音近关系来阐发儒家思想的声训，以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《白虎通》为代表[7]。在阐发经学义理的热切追求中，这些训诂难免违背语言事实，呈现出杂糅性、任意性的特点。
先看义理形训。今文字说大多亡佚，在纬书辑佚中有所保存。以“火、水、木、土”四字为例，在《春秋元命苞》中，“火”是“其字人散二者为火也”；“水”是“立字两人交一，以中出者为水。一者数之始，两人譬男女，言阴阳交物，以一起也”；“木”是“八推十为木，八者阴合，十者阳数”；“土”是“其立字十夹一为土”。这些字说根据隶书形体附会五行之说，显然错解了汉字的形义理据——以“水”为例，把隶书中的左右笔画解释为相对的人形，两人交合，中间的一竖是“中出者为水”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说解呢？
再看义理声训，由于师承、角度的不同，学者对同一名物往往有不同的声训，分歧众出。以“儒”为例：
儒之为言无也，不易之术也，千举万变，其道不穷，六经是也。（《韩诗外传》）
儒者，濡也，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。（《礼记·儒行》疏引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）
儒者，区也，言其区别古今。（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引《风俗通》）
儒之为言无也，不易之术也，千举万变，其道不穷，六经是也。（《韩诗外传》）
儒者，濡也，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。（《礼记·儒行》疏引郑玄《三礼目录》）
儒者，区也，言其区别古今。（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引《风俗通》）
两汉学者从“儒”的境界、特点、渊源与知识素养的不同角度，进行了多样性的训诂尝试。或用“无”来阐释儒者的应物不穷，或用“濡养其身”来体现儒者的修身之道，或用“区别古今”来强调儒者的通达无碍。问题在于，它们真的符合“儒”的词源理据吗？语言的客观解释与经学的主观阐发交织杂糅，莫衷一是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义理声训不仅各家歧异，即使是一家之说，也因角度不同而异训纷呈。以“天”为例：
天之为言镇也，居高理下，为人镇也。（《白虎通·天地》）
天之言镇也，居高理下，为人经纬，故其字一大以镇之也。天之为言颠也。（《春秋说题辞》）
天之言瑱。（《春秋元命苞》）
天，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，天，显也，在上高显也。青徐以舌头言之，天，坦也，坦然高而远也。（《释名·释天》）
天之为言镇也，居高理下，为人镇也。（《白虎通·天地》）
天之言镇也，居高理下，为人经纬，故其字一大以镇之也。天之为言颠也。（《春秋说题辞》）
天之言瑱。（《春秋元命苞》）
天，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，天，显也，在上高显也。青徐以舌头言之，天，坦也，坦然高而远也。（《释名·释天》）
“天”是两汉经学的核心范畴，不同声训体现出古人对“天”的多元理解：“镇”强调居高理下，“显”强调在上高显，“坦”强调坦然高远，“颠”强调位于顶点，“瑱”的理据尚且不明。对于同一义项，出现了五种各具义理特点的训释方式；在《春秋说题辞》和《释名》中，“天”的声训更不止一种，均体现出义理声训的杂糅性与任意性。
在正名思想的推动下，两汉经生特别是今文经学家通过义理形训、义理声训的方式，阐明儒家经典中的命名理据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训诂学呈现出鲜明的经学化倾向，这一倾向影响深远，形成了训诂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传统。一方面，中国训诂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局囿在语言文字内部，而是与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经学传统之间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；训诂学的经学倾向与义理内涵是其重要的学术特点。另一方面，过度的经学化又损害着训诂学的学术价值，出现了大量背离语言文字事实的训诂——虽然经学之树条枝繁茂，但语言事实的根基却不断枯竭，这是两汉经学、小学结合过程中的历史性产物。就正名而言，古人在正名的推动下寻求字词理据，但随着理据阐释的任意、混乱甚至是错谬，名和实的关系由“正”走向了进一步的“乱”。这样的训诂实践究竟是在端正名实呢？还是在淆乱名实呢？在历史的逻辑中，正名走向了自身的反面，发生了内在的异化。
三、正名与规范：中国训诂学的实学基础
随着两汉训诂的经学化与名实之间的淆乱，语言事实与经学义理、客观还原与主观阐释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不断加剧。如果不能回归正名的本质，重建名实之间的合理秩序，训诂学与经学相结合的意义又在何处呢？那么，如何把握语言文字理据的客观性，明确经典解释的规范与标准？如何让经学阐释根植于语言事实的基础，建立中国训诂学的实学传统？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，落到了以《说文解字》为代表的古文经学身上。
许慎强调“小学”是经学的基础，“文字者，经义之本，王政之始”。在此基础上，他严厉批判了那些违背语言文字事实的义理训诂。《说文叙》中说：“诸生竞说字解经谊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谬于史籀。俗儒啚夫，翫其所习，蔽所希闻，不见通学，未尝睹字例之条。”在这里，“诸生”、“俗儒”指今文经学，“通学”指以贯通五经为特点的古文经学。许慎对语言文字名实淆乱的现象深感愤慨，他作《说文》的重要动机，就是要建立汉字说解与词义训释的客观标准，再度实现正名理想。那么，许慎是如何纠正训诂经学化带来的弊端呢？又是如何重建“小学”的客观标准的呢？约有三途：其一，溯本求源。《说文》以小篆为基础说解汉字，兼及古籀、金文，这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古字体。和隶书相比，小篆充分保存汉字的原始构意，更为准确。其二，五经互证。许慎五经无双、旁摭故训，儒家经典中的语言事实是《说文》训释的基础，坚实的文献依据保证了《说文》形训、声训的客观性。其三，形义体系。许慎分析汉字基础构件的构意，为单笔构件、非字构件赋予字意，以部首为核心构建起严密的构意体系；在体系之中，一点一画皆有意焉。此外，通过训释的规整和优化，《说文》建立起缜密的训释体系。形义体系使《说文》具有充分的自证特点，借用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譬喻，《说文》犹如常山之蛇，“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”
为了展现《说文》的学术特点，我们把它和同被训释词的义理训诂进行对比。《说文》以说解字义为主，和义理形训相比，许慎更为准确地把握了汉字的形义理据。以“水、木、火、土”四字为例：
《火部》：火，燬也。南方之行，炎而上。象形。
《水部》：水，准也。北方之行。象众水并流，中有微阳之气也。
《木部》：木，冒也。冒地而生。东方之行。从屮，下象其根。
《土部》：土，地之吐生物者也。二象地之下、地之中，物出形也。
《火部》：火，燬也。南方之行，炎而上。象形。
《水部》：水，准也。北方之行。象众水并流，中有微阳之气也。
《木部》：木，冒也。冒地而生。东方之行。从屮，下象其根。
《土部》：土，地之吐生物者也。二象地之下、地之中，物出形也。
在两汉思想的大背景中，《说文》说解也不免附会阴阳五行之说，但和纬书字说实有着本质不同。首先，许慎阐释了五行与五方之关联，据坎卦释“水”中一笔为“微阳之气”；但他依据小篆立说，点明了其作为象形字的属性，与纬书依据隶书妄说字意不同。其次，《说文》释木从屮，充分体现出构意互证的特点。“屮”为“艸木初生”，所辖之字多有向上生长之意。“木”主东方、主生长、主条达，许慎以从屮释之，使《说文》构意与木的文化内涵相吻合；“下象其根”，又与古文字形体相照应。最后，“土”甲文作、金文作，象土块之形，春秋金文始线条化作土。《说文》对其进行理据重构，释“二”为地中、地下之空间，亦有构意体系之依据。“白”从入合二，“恒”为舟船在“二之间”漂流不定，“亘”为在“二之间”上下求物——“二”皆表空间之意，可以与土互证。我们看到，尽管许慎所见的字源有限，亦受到了阴阳五行说的影响，但毕竟以汉字形义系统和科学的汉字研究为基础——许慎和今文经学家背负着同样的历史镣铐，但最终回转身来，走向了正确的方向。
再看《说文》与义理声训的对比，充分体现出许慎准确阐发汉语词源理据的学术追求。仍以“天”与“儒”为例，《说文》：“天，颠也。至高无上，从一大。”《说文》与《春秋说题辞》同训为“颠”，强调“天”的特点为“至高无上”。这一训释在儒家经典中具有坚实依据，天、颠同源，《周易》“天且劓”，马融作“颠”，可证《说文》之说。在先秦两汉文献中，多把“天”视为宇宙之顶点，如《大雅·崧高》：“崧高维岳，峻极于天。”《荀子·儒效》：“至高谓之天。”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天极焉加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今不称九天之顶，则言黄泉之底。”此外，这一训释与“天”的形体亦密不可分。《页部》：“颠，顶也。”颠是人体之顶点，天是宇宙万物之顶点，“天”的造字正取象于人之头顶。要之，“天，颠也”不仅是符合词源理据的声训，亦是形义统一的形训，充分体现出《说文》名实相称的特点。
再看“儒”字，《说文》：“儒，柔也。”这一训释与前文所引的两汉训释皆为不同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？《木部》：“柔，木曲直也。”《车部》：“輮，车轫也。”“柔”的特点不是脆弱柔软，而是富于韧性、不易折断。在上古汉语中，柔与煣、揉、輮、㹛、擾同源[8]，《火部》：“煣，屈申木也。”又作揉，《考工记》：“揉辐必齐。”郑注：“谓以火槁之，众辐之直齐如一也。”又作輮，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木直中绳，輮以为轮，其曲中规。”《牛部》：“㹛，牛柔谨也。”指对牛的驯化。《周礼·大宰》：“二曰教典，以安邦国，以教官府，以擾万民。”郑注：“擾犹驯也。”《周礼·服不氏》：“掌养猛兽而教擾之。”郑注：“擾，驯也。”作为形容词的“柔”，具有柔韧可塑的特性；作为动词的煣、揉、輮、㹛、擾，更是对器具、猛兽的加工与驯服。因此，“儒，柔也”的内涵不是柔弱舒缓[9]，而是使之柔顺，体现出儒家基本的历史特点——教化。《说文》之说深契儒家的历史本原，儒家“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其原始面貌为负责民众教育的学官。孔子有教无类，创立私学，更奠定了儒家以教育为本的历史方向。[10]要之，《说文》准确阐释了儒的命名理据，从而揭示出儒家的历史特点，堪称正名之典范。
《说文》对两汉训诂学的经学化倾向进行扬弃，从而建立起训诂学的实学基础——训诂的客观性立足于语言文字的溯本求源、系统互证，立足于扎实的字理基础与文献基础。这一传统源远流长，成为传统“小学”的大宗正脉。无论清代的乾嘉之学，还是近代的章黄之学，训诂学的历史高峰都与《说文》学的深化与突破密不可分，黄季刚先生称《说文》为小学的“主中之主”的根本性意义，恰在于此。
四、结语：“正名”与中国训诂学的民族特点
在正名思想与中国训诂学之间，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轨迹，呈现出“正—反—合”的历史逻辑。在先秦时期，在端正名实、探求理据的正名思想的推动下，出现了声训、形训的滥觞，为语言文字理据的探寻提供了基本的训诂形式——这是正题。到了汉代，随着小学与经学的结合，正名思想推动了训诂学的经学化倾向，进而导致了语言文字解释的主观任意性；在阐释义理的热切中，语言文字的名实关系日益淆乱，正名走向了自身的异化——这是反题。再到汉末，许慎感慨“人用己私，是非无正”之乱象，将语言事实作为义理阐释的起点，通过溯本求源、五经互证、系统互求的学术理路，树立起训诂学的实学基础，重新建构起语言文字的名实秩序，实现了正名的复归——这是合题。由于秦汉“小学”是训诂学的开端与底色，这一历史进程亦奠定了中国训诂学的民族特点。
首先，在正名思想的影响下，如何实现小学与经学、语言事实与义理阐释之间的矛盾统一，成为了中国训诂学的核心命题。一方面，在正名的重建中，古文经学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成为训诂学之首要标准，义理阐释必须建立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，确立了训诂学的实学传统。一方面，在正名的追求中，训诂学自其诞生之际开始就指向了思想文化的世界。在二者的紧密结合中，中国训诂学奠定了以意义研究为本位的学术传统[10]，强调语言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本质特点，注重语言文字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，与偏重形式研究的西方语言学相比，体现出更为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其次，正名要探求“名”之本源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，训诂学不满足于文献词义的解释，进一步探求语言文字的理据与本源；两汉声训、形训的广泛应用，反映出鲜明的求本特点。在正名的过程中，中国训诂学形成了溯本求源、注重理据的学术方向，从语言文字的源头出发探求其发展的脉络与规律，与严格划分历时、共时的西方语言学相比，体现出沟通古今的泛时性特点。
最后，“名”既指语言，又指文字，正名体现为语言文字之间的整体贯通。在正名的重建中，《说文》树立起汉语汉字系统互证的方法论基础。一方面，许慎把握了语言文字的系统性，《说文》对构意体系、训释体系的整理以及这两重系统之间的互证，为训诂的客观性提供了坚实基础。一方面，《说文》彰显出汉字的表意特点，将汉字与汉语词义、历史文化的关联前所未有地揭示出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训诂学明确了汉语、汉字贯通互证的学术特点，孕育出形音义互求的学术方法——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的全面作用，更是训诂学民族特点的典型展现。
注释和参考文献：（向上滑动阅览）
[1]关于这一论题，张以仁、何九盈、郑吉雄等先生都有所涉及，但也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。
[2]王鸣盛：《嘉定王鸣盛全集》（九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1680页。
[3]胡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75页。
[4]邓廷桢：《双砚斋笔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年版，第41页。
[5]参见寇占民：《<史记>与<释名>声训比较研究》，《北方论丛》，2008年第2期；刘青松：《<白虎通>义理声训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。《毛诗故训传》《郑笺》《礼记郑注》《释名》《孟子》赵歧注的声训数目见祝敏彻：《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（上）——兼论阴、阳、入三声分立》，《兰州大学学报》，1984年第2期；另据赵代根统计，《孟子章句》中的声训共186条，见其《试论孟子章句中的声训》，《安徽大学学报》，1997年第4期；王宝利《楚辞章句声训研究》，《云梦学刊》，2006年第2期；董婧宸：《<说文解字>声训研究》，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，2013年。此外，吴泽顺《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6）一书中亦有详尽统计。
[6]张舜徽：《演释名自序》，载其《郑学丛著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267页。
[7]王宁先生把声训从来源上分为四类：语言声训、字用声训、民俗声训和义理声训。其中，语言声训指的是同源词互训，是我们探讨词源学的基础；义理声训是利用人们文字崇拜的心理，用声训来进行说教，接近上层文化，因此主观性较强，义理声训的目的不是语言学，但其部分结论与词源学偶合。参见王宁《古代语言学遗产的继承与语言学的自主创新》，《语言科学》，2006年第2期。
[8]儒在侯部，柔、㹛在幽部，幽侯近旁转。
[9]胡适《说儒》一文，以儒之特点为柔弱、柔服，以殷商遗民“柔道之人生观”释之。
[10]孟琢：《论“儒”的训释与儒家的历史特点》，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》第十四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[11]参见王宁：《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1期。
作者简介
孟琢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文学博士，从事训诂学、《说文》学研究，章黄国学主编。
文章原载于
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2019年05期
文章原创｜版权所有｜转发请注出处
责任编辑：黄佳怡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